1943年春夏交界的延安，并不平静。前线仍在对日作战，后方却接连发生几起可疑的武装骚动。白天窑洞里照常开会学习，到了夜里，警戒线外时不时传来枪声，保安处的电话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。就在这种紧绷气氛里，一份看上去极其普通的“接见人员名单”，悄悄压到了案头，也由此牵出一场与军统的无声较量。
这份名单上，出现了一个极为醒目的名字——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田守尧。按程序，他即将进入延安，参加中央军委安排的接见。名单当中，只有这一行让保安处的同志感到别扭，因为这位旅长的行踪，照理说应该早就详细备案。也正是从这一行字开始，陈泊和他的同事们，逐步抽丝剥茧，把一支伪装成“八路军军官”的刺杀小队截在延安之外。
有意思的是，负责核查这份名单的陈泊，并不是科班出身的情报军官，也非黄埔出身的参谋。他早年的轨迹，看上去甚至有些“漂泊不定”，从海南渔村，到南洋码头，再到延安窑洞。然而，正是这种复杂经历，使他在情报侦察领域逐渐“长成行家”，成为那一代保安干部中颇有代表性的一员。
一、一条从海边到延安的路
要看懂1943年的那场反特斗争，得把时间往前拨一些。
1909年，陈泊出生在海南乐会（今属海南省琼海市）一个靠海吃饭的家庭。海边孩子早当家，少年时代，他一边在渔船上帮工，一边被琼崖地区日益高涨的革命宣传吸引。1926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这在当时的海南并不稀奇，那里是早期革命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。
1927年“四二二”大搜捕，琼崖一带的地下党几乎被掀翻。那一轮血腥搜捕中，不少同志被捕牺牲，幸存者被迫流散。陈泊也在被追捕之列，辗转之中，与组织失去联系，被迫离开家乡。可以说，从那一刻起，他的生命轨迹就偏离了普通渔民的轨道。
1931年前后，他漂到了南洋一带。具体哪个月，很难再精确考证，只能从一些零散回忆里，拼出大致脉络。他在新加坡、吉隆坡、马六甲等地打过工，做过苦力，也与当地华侨社会中活跃的左翼力量接上了头。是年，他在一次秘密行动中炸伤了左臂，从此落下终身残疾。左臂伤残，对普通人是沉重打击，对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人，却又是一种磨练。有人说他后来把受伤那只手练得极硬，真真假假，不好多做猜测，但那次受伤确实让他体会到隐蔽战线的凶险。
在南洋的那段时间，他多次更换身份，在小商贩、码头工人、报馆联络员之间转换。长期置身异乡，接触各种复杂势力，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：不轻易相信表面信息，凡事要交叉印证。这一点，在随后延安的反特工作中，体现得极为明显。
1930年代中期，随着中共力量在西北的集中，延安逐渐成为新的革命中心。1936年前后，陈泊辗转回到国内，到达延安，被安排在保安系统工作，后任延安保安处侦察科长。此时的他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海南少年，而是历经南洋风浪、对情报工作有一定感悟的“老地下”。
二、延安的“看门人”：制度与经验交织
1937年之后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，延安声名渐起，各路人员涌入，既有真心投奔抗日根据地的青年，也有军统、中统派来的潜伏特务。出于形势需要，中共中央在延安逐步建立起比较系统的情报与保卫机构。1938年，随着康生分管情报保卫工作，延安保安处、社会部等机构的职责更加明确，制度逐渐成型。
在这种大背景下，陈泊所在的侦察科，成了延安“看门人”之一。情报工作有一条硬杠杠：凡进延安重要区域、接近核心机关者，都要经过多重核查。表面看，很像繁琐的文书工作，其实是一套不断迭代的“防渗透机制”。
延安周边的延长、延川、清涧等地，当时是国民党情报网较为活跃的区域之一。1936年以后，保安处采取分片侦察的方式，对这几个县域的可疑人员展开排查。陈泊常常换上各种装束，有时是公差，有时是记者，还有时候干脆混在集市里，边打听边记录。情报工作并不总是惊险刺激，多数时候就是这种扎实的“磨脚皮”功夫。
“盯人盯案”的办法，逐步被总结出来：一个人，不光看他现在在做什么，还要看他过去在哪里出现过，跟谁打过交道；一件案子，不光追到直接作案者，还要沿着线索继续往上，找出后面可能的组织联系。这套办法，源自延安社会部在文化、教育机构内破获的一些特务案，后来推广到更大范围。
1942年“五四”青年集会，是延安一次规模较大的公开活动，外地青年纷至沓来。在这种场合，军统如果想混入刺探、甚至动手，是极具诱惑的机会。侦察科提前布置，对进出会场的人员做分层检查，重点盯住那些“来历不清，却又特别积极的人”。
当天，会场入口处并不喧嚣，但暗中布了多道关口。陈泊站在较后位置，主要负责综合前方同事的观察记录。有几个年轻人连日里反复在不同队伍出现，但登记信息前后对不上号，这类细节迅速被记在册上。通过现场控制与会后审查，这次“五四”集会中，共抓获特务和可疑人员30余名。数字之所以被反复提起，是因为在那之前，很多人还低估了军统对延安的觊觎程度。
从延川、清涧的地下网，到“五四”集会的集中抓捕，可以看出一个趋势：延安保卫工作，逐步从“被动应对”转向“主动侦察”。陈泊在其中，主要扮演执行者角色，但他南洋时期养成的那种细致、多源验证习惯，使得这套工作机制得以真正运行起来。
在这一阶段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。一次汇报会上，一位年轻干部联系统报告说：“这人有点问题，可又找不到硬证据，要不要先放一放？”陈泊淡淡地回了一句：“人可以先看，线索不能放，记账。”康生在旁边接了一句：“账记多了，就有线索网。”这两句话，道出了当时延安保卫工作的思路：不追求立刻“立大功”，更注重慢慢织网。
三、1943年的名单：一场静悄悄的对决
1943年，形势较前一年更为复杂。一方面，前线抗战胶着，国共之间的摩擦与日俱增；另一方面，军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，打击中共中央的指挥中枢。延安春末发生的那几起武装骚动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。
据当时保安处内部记录，在“假田守尧事件”发生之前不久，延安周边地区先后发生两起武装人员试图接近警戒线的事件，虽然都被及时驱散或控制，但暴露出一个问题：敌方在尝试摸清延安防线的“空隙”。陈泊和同事们在总结会上，专门把这两起事件列入“警示案例”，认为后续必然会有更隐蔽、更针对性的行动。
不久，中央军委传下来一份接见安排，准备在6月下旬接见一批来自各战区的指战员。名单中，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田守尧的名字格外醒目。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流程，但侦察科在例行审核时，按惯例要对名单上的要员逐一核查。
问题出在交叉验证上。延安这套验证机制，大致包括几个环节：查档案、问兵站、打电报。尤其对横跨华中、晋西北等地的人员，要通过多条渠道确认是否有过境记录。按照档案，田守尧确实是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，但从晋西北兵站打回来的电报，却显示从5月份以后，并未登记任何以他名义经由该线北上的旅长级军官。
这一矛盾，引发侦察科高度警觉。陈泊提出：“如果是真旅长，按规定至少会有一次经兵站备案的记录，现在完全没有，情况不对。”不少同事感到为难，毕竟名单来自正规渠道，质疑起来要承担一定责任。但制度摆在那里，怀疑不能凭主观好恶，而要基于明确的“印证缺口”。
于是，一份更详细的电报发往华中方面，请求核查田守尧近况。数十小时后，回电内容让在场的人都沉默了一会儿：田守尧已在此前的海上转移中阵亡，地点在黄海一带；其所在部队已有补任安排。消息一经对照，名单中的“田守尧”，立刻从“有功军官”变成“高度可疑对象”。
接下来，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追踪。假冒者已经按既定路线向延安靠拢，从吴旗长官庙、富县一线移动，计划在6月22日拂晓前后抵达延安周边。侦察科连夜对沿线兵站发出警戒指令，要求通过暗语加问的方式，再核查一遍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，特别是旅长一栏。
当晚会议上，有人担忧：“要是判断错了，阻拦的却是真人，那责任太大。”另一位则反问：“如果判断对了，却没拦住呢？”陈泊只说了一句：“按机制走，错在我们身上；不按机制，错在历史上。”话不多，却把当时那种压力表达得很直白。
6月22日拂晓前，这支打着新四军旗号的小队，在接近延安外围某个预定接应点时，被守候多时的保安人员控制。表面看，他们装备整齐，证件齐全，与普通新四军官兵并无明显区别。但随后的搜查中，在所谓“旅长”的腰带内侧，查出一支美制消音手枪和一份写有关键路线与时间的纸条。这类装备、这类记录，很难用“普通随身防身武器”来解释。
人赃俱获，审查工作紧接着展开。讯问过程中，陈泊坚持一个原则：不急于从被捕者口中“听故事”，先把其所持证件与延安掌握的所有档案对比，再结合已知军统情报网的运作特点，逐条拆解其自述。经多日审讯与比对，这支队伍被确认是军统派出的潜伏组，任务之一，即是刺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。
案件材料整理后，上报中央。毛泽东在阅读相关报告后，对陈泊及延安保安处的工作给予肯定，据当时在场者回忆，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这小陈，对军统是很熟悉啊，可以算他们的克星了。”这句话后来被简化流传，但其语境并非夸张性赞语，而是对那套验证机制和具体执行者工作态度的一种认可。
四、从延安到东北：反特工作的延续
1943年的这起案件，只是陈泊在延安时期众多反特行动之一，但影响较大。它不仅阻止了一次针对领导机关的刺杀，也检验了延安保卫体系的有效性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证明：面对擅长伪装的军统，单凭个人直觉远远不够，必须依靠制度化的多源验证。
抗战胜利后，全国形势迅速变化。1946年，陈泊奉命前往东北，参与当地公安与警务工作。东北原是伪满洲国统治区，战后各种势力交错，国民党残余特务、日伪旧警员、地方武装等混杂在一起，安全形势并不比延安时期轻松。
在哈尔滨，他负责公安机关的一部分工作；在松江省范围内，他参与整合地方情报力量。与延安相比，这里没有窑洞，也没有相对封闭的革命环境，一切都在新的制度中重建。延安时期形成的那种“盯人盯案”的精神，被延伸为解放区公安机关的工作规范之一：重视档案管理，重视多头交叉核查，重视对潜伏组织的系统性清除。
东北剿匪、反特工作中，类似延安那样的案件并不少见。有的潜伏组伪装成商人，有的打着“复员军人”的旗号，到新政权机关打探情况。公安机关普遍采用先审查身份来源，再观察行动轨迹的方式，逐渐把几条隐蔽的潜伏线拔掉。这当中，像陈泊这样有延安经验的干部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
1949年以后，新中国成立，全国公安体系逐步建立。陈泊先被调往江西，后又到广州工作。华南地区长期是国民党特别重视的潜伏区域，内有旧警察系统残余，外有海上渠道与海外联系的支撑，反特任务相当艰巨。公安机关除了日常治安管理之外，还要应对各种隐蔽活动，对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在广州的那些年里，陈泊依旧偏爱“蹲点听情况”的方式。有人记得，他喜欢穿一身普通中山装，走进基层派出所、居民小组，把一些零碎的信息记在小本上，再回到机关进行梳理。有时候，别人觉得是琐碎的小事，他却能从中嗅出某条潜伏线的影子。这种“从点滴中找联系”的能力，与他早年南洋漂泊、延安查案的经历有着直接关联。
华南的反特工作，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。部分潜伏网隐蔽深、时间长，甚至与当地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，要拔除并不容易。公安机关采取的一种做法，是结合剿匪、治安整顿，逐步切断潜伏者的外部联系，再在日常管理中寻找可疑痕迹。陈泊在这一过程中的经验，总结后被不同层级的公安干部学习、借鉴。
1972年2月25日，陈泊在工作岗位上因病逝世，享年63岁。公安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，对其长期从事保卫工作、参与反特斗争的经历作了简要概括。那时距离延安时期，已经过去近30年，但很多同事提起他，仍习惯把他与那场阻止“假田守尧”入延安的案件联系在一起。
五、经验与时代：一名保安干部的意义
从海南渔村，到南洋码头，再到延安和东北、华南，不难发现一个特点：陈泊的职业路径，紧紧跟随着中国革命的空间转移。他既不是高调的前线将领，也不是频频出现在报纸上的英雄人物，却在隐蔽战线上积累了大量“无名经验”。
延安那套多源交叉验证机制，在1943年的“假田守尧”案件中，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。军统一向擅长伪装，以革命军队军官的身份潜入，是其常用伎俩之一。如果当时只凭来文、名单，不做进一步核查，极有可能放敌人入内。而陈泊等人坚持“档案、兵站、电报”三方印证，恰恰堵住了这个缝隙。这说明，在情报工作中，制度与习惯同样重要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陈泊早年的地下党经历，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提供了某种“直觉”。长期置身敌方环境，必须学会从细节中识别异常；在南洋的多重身份转换，也训练他对“假身份”的敏感度。延安时期，他把这种个体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工作方法，成为后来公安机关制度化建设的一部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1943年的那场较量，并非孤立事件。此前之后，延安保安系统多次截获军统派来的小组，有的打着“调查记者”的旗号，有的借助文艺团体、学员队等载体。每一次成功拦截，都离不开前期大量琐碎工作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，支撑了整个根据地的安全环境。
1940年代的延安，常被人记住的是窑洞里的学习灯光、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身影。但在这些画面之外，还有一支相对寂静的队伍，在负责“看门”和“查底细”。陈泊，就是这支队伍中具代表性的干部之一。他的名字，也许不会频繁出现在大众叙述中，却在那段历史的安全防线上打下了清晰的印记。
从延安到东北，再到华南，反特工作始终伴随着政权建设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公安专业化进程，与延安时期打下的基础有着内在联系。制度可以复制，经验可以传承，而那些早年亲身经历过敌后斗争的干部，正是这条传承链上的关键环节。
1972年的那场追悼会结束后，陈泊的一生正式画上句号。但在延安保卫战、东北公安整合、华南反潜伏等多个历史节点上，他留下的案例与做法，仍被后来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当作重要参考。尤其是1943年那张看似普通的接见名单，提醒后来的人：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，一行字、一条记录，往往隐含着生死攸关的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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